1800年，由英国人乔治·梅森(George Henry Mason)编著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在伦敦首度出版，一时风行欧洲。全书以中国服饰为主题，呈现60幅精美的彩色人物插图，并佐以西方视角的文字注解。插图描绘的对象上至官员贵妇，下至贩夫走卒，覆盖当时清代中国的众生世相、风物人情，堪称一幅集大成的社会写实画作。
“帽子铺”。画作出自1843年，初版于英国，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所著《中华帝国的风景、建筑和风俗》一书收录。该书共计120余张插图，铜版雕刻，手工印制，人物景观细致入微。戏剧化的是，托马斯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他是根据几位在华游历和居住的画师的画稿整理后，重新印制这些画作。欧洲人说，一个城市的品位高不高，应当看看当地帽子店的生意好不好。城市中的富人、有品位的人多了，自然会“冠盖如云”。广州在19世纪中发达起来，戴帽子的人多了，专业帽子店也兴旺起来。清朝是个士农工商等第分明的社会，按规定官帽和民间衣冠有很大区别。“士”是官的候补，属第一等，而“商”居四民之末，不能戴官帽。然而，广州商人有钱可与官僚抗衡，就能突破礼仪的限制。清朝的官帽是在官衙里定制的，但画中的帽子店却在仿制官帽的式样。广州商人的豪气，虽不足压倒官气，但也常常不把官员放在眼中，穿戴举止、衣食住行都敢模仿官府模样。 画面中，在商人手里捧着的、在掌柜手上推荐着的，都是士绅才能戴的礼帽。后面的伙计在帽架上寻找商品，而店堂里还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大的茶几，供顾客品香歇息。外国人眼中的广州，是中国商业化的大都市。
著者梅森的生平细节已经很难考证。人们大概获悉，他是英军第102团的校级军官，1790年随部队来华，在华期间，梅森委托当时活跃在中国广东的画家“蒲呱”(Pu Qua)作了一系列中国风俗人物水彩画，描绘各行各业的不同着装和人物形态。梅森后来把这些画作带回英国，介绍给朋友。
在1800年出版的书作序言中，梅森称，他收藏这些画作原本只是私人的喜好，并没有打算公之于众，但经不住一帮朋友的怂恿，终于还是将其刊印出版。成书的每幅插图都标注有“Pu Qua, Canton”——意为“广东蒲呱”的字样。“呱”(Qua)来自葡萄牙语，是当时广州画家的名号。
“官员们特殊的礼仪习惯”。中国人的穿衣风格合乎其严肃的行为习惯。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长至脚踝的汗衫：宽大的袖子从肩部至手腕逐渐变窄，并在手腕处环着一个马蹄形的袖口，如果不挽起来的话会把整个手都遮住。贵族必须要穿靴子才能出门。正式的场合一般要穿蓝色的带刺绣的丝质长袍，外面罩一件袖长至手、衣长到膝的丝质外衣。脖子上戴一串昂贵的珊瑚珠，帽子镶着绸缎的、丝绒的或者是皮质的边，而且顶上镶着一颗红色的珠子，还挂着一片孔雀毛。这些都是皇帝授予的荣誉象征。服饰的颜色不能任意选择，只有皇帝和亲王才有资格穿黄色的衣服，贵族有时在庆典的日子里选择穿紫色的衣服，普通人一般穿蓝色或黑色，而服丧的时候普遍要穿白色的衣服。
“巡夜人”。在中国，接近午夜时，所有城门和道路关卡都会关闭。任何安分的人都不应在深夜行走在路上。夜晚的路上到处都是巡夜人的影子，他们敲着拿在左手里的竹片来提示时间，并以此使自己提高警惕。路上被他们遇到的人都会被盘问，如果回答令人满意的话，这些人会被允许从关卡的边门通过。巡夜人都提着一个写有他们名字及归属地的灯笼。在非常热的月份，所有的下层民众都会光着腿和脚。
这些画能够在当时的欧洲销售和流行，并不奇怪。近代西方，服饰被认为是文明的表征，用餐、舞会等各种场合都对服饰规定详尽。中国的传统服饰、礼仪观念也高度相近，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服饰制度，有所谓“华夏乃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之说。
到了清代，中西文化交流愈加旺盛，随着当时欧洲流行“中国风”，描绘东方服饰的风情画自然成为了抢手货。广东蒲呱的这些画作采用了当时西方绘画的技艺，包括透视、明暗、投影等技法，又融入中国的白描手法，别有一种独特的东方韵味。
“长袜女工”。中国各个阶层的生活习性里都透露着一股迷人的质朴。女人的衣服有固定的紧领，有长到遮住双手的袖子，还有长到脚踝的衬裤。有钱人还会戴着金耳环和金臂环。中国人的头发普遍是黑色的，女人们把它们细致地编起来或者精致地盘在头上，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两个簪子固定一下，或者根据她们个人的穿戴习惯装饰以新鲜的或手工的花朵。按照习俗，年少的和未婚的少女都要把她们的头发梳拢到额头上，并把眉毛修得细细的。
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才会放任她们的脚自由生长，身份高贵的少女们的父母或她们的监护人会如长辈期待的那样小心地把她们的脚趾折在脚下。由于视野的狭窄，她们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恢复脚天生的形状不被允许。这种行为的动机不被任何欧洲人认同，也很难被理解。如果说这种行为来源于对于女性忠诚的不信任，那么可以说它非常特殊，因为在同样对女性持有戒备的突厥人或者其他亚洲人中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习俗。
“剃头匠”。很多这样的图画描绘了流动的商贩和技工，他们用一根扁担把贩卖的货物或者职业所需的工具背在肩上。这扁担又轻又结实，又有弹性。当一边的肩膀感到疲惫时，他们能灵巧地把扁担从脑后摆动到另一边的肩膀上。中国的理发师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其他地方，都可以敏捷地剪发。他一般按照顺序进行剪头发、掏耳朵、修眉毛及洁面(这是在亚洲很常见的一种习俗，往往只需要花费几个铜板)。扁担一头的箱子上的小抽屉里有很多工具，箱子还能当作顾客的座椅;另一个秤锤一样的东西是一个大竹筒，可以用来盛水，而且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理发师的剃刀和毛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余梓东教授认为，清代的旗装是继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唐代受北方少数民族、西域文化等影响形成“开放唐装”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明显的服饰演变。他认为，清代旗装“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因而独树一帜”。
这些在梅森编著的《中国服饰》书作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书所绘版画常为后人引用，成为西方汉学及艺术史经典。此外，西方还在1932年首版了出自晚清宫廷画师之手、收录中国历代服饰手工绘画的《中华服制考略》，包括颜色、细节都真实展示武将、文官、和尚、闺秀等人物着装。一批西方新闻报纸当时也通过彩色版画呈现中国人的身影，它们甚为精美，史学和艺术价值兼具。
“郎中”。在中国，有很多流动的药材商及卖药的小商贩，这些人也可能是外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他们的无知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欧洲类似从业者中也会存在。这些人通过号脉发现病人身体内某个部分出现问题，他们依照不同病况特性推荐给病人简易的药，并声称这些药很有效。药剂师不仅开有提供药材的大药铺，还有只卖简易药和疗方的集市。在中国，每个人都被允许从事药品活动：无论是政府承认的还是政府默许的。这衍生出了很多的冒牌医生，百姓对此有很大的意见却又只能忍气吞声。
“皂隶”。判官身边有很多的随从，皂隶(对旧时衙门里差役的称呼)是其中之一，判官出行时在前面开道的就是他们。他们负责为身后的人员开道，如果有人拒绝让路，他们就会挥动手中的棍棒迫使人们让路。其实他们很少需要动用武力，因为他们在行进的同时会敲击棍棒，发出一种警示的声响以提醒人们，从而为行进的队伍开路。他们的腰带还可以当作鞭子或绳索来惩罚或捆绑那些冒犯者。判官有权力简要处理那些琐碎的犯罪案件。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出行的时候有两个甚至更多的随从带着板子——一种竹制的用于杖刑的刑具。
艺术史学者吕澎认为，过去一谈“西画东渐”就提郎世宁，而这些外销画其实才是中国民间最早接受西方写实绘画的途径。“宫廷的画师有文艺复兴以来的技术，但问题是他们更多地受皇帝的要求而改动风格和技法，以至于比较倾向平面化的中国绘画。而广东沿海地区自发的绘画形式总的说来是向欧洲学习的，因为主动性全在买主手上。它更加随着欧洲的趣味去，同时中国人的眼光、手艺又导致画面呈现出很多中国风格。”
服饰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一个社会，这些画作呈现了社会真实而多元的细节。城市、乡村、山区、沿海、士农工商阶层，不同的人群衍生出了多元的服饰文化。难怪出版人杨葵会点评说，这些服饰画稿是一本账，记录了三百六十行，工农兵学商，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等的服饰，“内有若干最容易被历史风尘湮没的小人物的服饰，让我看了，内心频振”。
“在半夜开始的同治皇帝婚礼的行进仪式”。作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刊于1873年《伦敦新闻画报》。当时的《伦敦新闻画报》特派画家辛普森，记录了中国同治皇帝结婚典礼和娶亲的盛装行列。他为画作做了一些说明：“仪式是在晚上举行的，人们举着灯笼照明，经过街道时在微弱的月光映照下仿佛是另一世界的幽灵。为了防止有人亵渎这一神圣仪式而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措施——街道被封锁起来，临街的门窗全都紧闭，花轿用布遮住......中国店铺的门窗上都饰有木头做成的几何图案，上面糊有一层薄薄的窗纸，窗纸具有玻璃的采光功能，微光可以透过纸射到屋内来。要想能偷窥街上发生的一切，而又不让那些在街上监视的人发现，其实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你只需用手指头在窗纸上戳一个洞。你可以看到街上的一切，而别人却看不到你的眼睛。人们透过窗纸上的洞进行偷窥的情形与孩子们看西洋镜的样子颇为相似。这就是北京居民，包括‘洋鬼子’观看皇帝娶亲行列的方式。”
